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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吉尔·巴利经典歌词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 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变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种特殊“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生命充满“当时当刻”看来完全合理的事情，许多行为事后观之，根本诡异不可解，但形势逻辑纯粹因时因地而异。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对象的图谱里。现在情况改变，单身女性田野工作者似乎有必要与田野对象发生性关系，以迎合“被接纳”的新观念。田野调查结束，却未与田野对象发生关系，会让同僚诧异甚至谴责，宝贵的研究机会白白浪费了。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通常，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充其量，他也只能让一个士气瓦解、边缘化的民族恢复对既有文化的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但光是撰写有关某个民族的专题论文，他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便势必蒙上属于他的偏见与先入想法的色彩，因为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并不存在。而这个异民族如何看待这种自我印象，很难预期。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此种印象，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自我的演员。不管结局为何，我们的所谓“纯真”（也就是一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能如此）已经荡然无存。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多瓦悠人不吃蛋，认为鸡蛋恶心，他们问：“你难道不知道鸡蛋是从哪里掉出来的？”鸡蛋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孵小鸡的。他们会小心捧来大太阳底下孵了好几个星期的鸡蛋，作为回赠之礼，满足我的病态嗜好。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排他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仿佛人类学理论如能解释性习俗，它们便能解释一切。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老实讲，不管是当时或现在，我都觉得田野工作或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其结果或许会服务较大层面，却不能以此论断它的本质。不难想象，这种观点不容于学界保守派与自诩改革者。他们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个回忆。场合时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凡人无缘使用的句子。
出自： 奈吉尔·巴利 《天真的人类学家》
有时候疯癫度日，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出自： 奈吉尔·巴利 《独宠旧爱，陆少的秘密情人》
奈吉尔·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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