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喀麦隆期间碰过不少这类专家，其中有人恶毒批评我为“非洲文化的寄生虫”。 他们是来分享知识，改变人民生活的。而我只是观察，还可能因个人的兴趣，鼓励此间百姓迷信异教与落伍。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也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不过，谈到解决危机，这些专家也没啥成就。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创造出两个问题。我常觉得那些自称握有真理的人应当为扰乱他人生活而良心不安。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种特殊“世界观”。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
- 生命充满“当时当刻”看来完全合理的事情，许多行为事后观之，根本诡异不可解，但形势逻辑纯粹因时因地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