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出乎意料的一本书，实在对*古代史不感兴趣，经古代文学史老师推荐阅读，也算一个有意思的体验。
全书涉及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主要由明神宗、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几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选角看似无意实则大有门道：神宗是皇权的代表，张居正则是相权失败的典型，相对的申时行却是相权与皇权和解的象征。海瑞作为明朝有名的清官，实则从全书来看此人成就不高不过是一个证明本朝吏治清明所需要的标志；戚继光当然是明朝军事力量强大的标志；李贽……私以为作者没有选择其他明朝的思想大家，而选择这位“奇葩”不单单是因为其思想的矛盾性，而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性刚刚好与全书的主题相契合，正应了首尾圆通的那句：“万历十五年是**淡淡的一年。”但这又是象征着明朝盛极而衰的一年。
此外，全书又以“阴阳”为主题包裹着整个万历年间的是是非非。
而“阴阳”二字，在本书中所指又有多重含义。一来阴是官员处事的圆滑、乖巧以及官场的生存之道，相对之阳则是官员在外或者对上的表现，也就是符合社会要求的一种“标榜”。二来阴则是指国家运行的内在规律，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阳也是皇权、政治、商业等宏观现象。
其中韵味，不再赘述，三言两语，聊表愚见。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
前两周在书店历史读物的架子上翻到了《万历十五年》，忘了从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本书，反正是在脑子里很熟悉的名字。大概因为前段时间刚读完《明朝那些事儿》，对明朝历史的兴趣还比较高涨，趁着自己脑子里依稀对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印象，便想着赶快读读看。
认真打开这本书之前，我看了一些读后感，除了大部分传统的读后感(类似于书的总结和介绍)，还看到一篇完全不介绍大家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帖子，作者大概是从头到尾都批判了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更是以陈梧桐教授的评语做结尾：“(万历十五年)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或许从明史研究者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本书存在很多不可取的地方，甚至是错误;也许，这是研究者之间对于同一问题或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总之，就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这本书不至于一无是处。
打开书本读完万历皇帝这章后，从学者的角度，文中论述到历史史实的部分，有出处、有根据，所有故事情节与《明朝那些事儿》里我所读到的几乎一样，只不过是作者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个用写小说的方式，一个用文学创作的方式。
万历自小登基，从小接受极为严苛的教育、训练，学四书五经、书法、历史，没有兴趣一说，全是必学，而且一种学的好了，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另一种。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要时刻做好预*、复*，因为有如师如父的张首辅时刻监督着。
婚姻也是为了完任务，没有爱情一说，皇后的选择权几乎不在自己手中，自己的宠妃也不能由着性子封赏，就连立谁为接班人也面对着重重掣肘。
皇帝，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可也处处充满着高处不胜寒的凄凉，没有人可以相信，哪怕是从小培养自己的如父一般的张首辅、生生母亲、枕边人、甚至是亲生的儿子。有权利的地方，便有战争。这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黄先生说：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这话对，也不对。
天子，也不过是社会可以正常运行的其中一环，他有决策权、一票否决权，可诺大的朝廷，每一个官员都对他的决定提出附和、建议或反对，势力之大有时是不受皇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是制度的产物。可是，他也不仅仅是制度的产物，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是历史背景下的必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
黄先生还说：皇后，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
这话未免过于冰冷了。纵使与*常女人不同，也确实具有制度所带来的悲凉属性，但是这话也显得片面了。皇后，是夫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后宫的管理者，是皇子的母亲，是父母的女儿，就算外面包裹着再大的冰冷物件，也改变不了温暖的内核。她是制度的产物，但不仅仅是制度的附件。
有些事情本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没有特别的解读，就算有，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因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最*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是**淡淡的一年，然而正是在*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一个不*凡帝国的灭亡，仿佛是一般的人，对周遭无感，对未来也茫然；嗅觉灵敏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谈不上哪里不对。实际上已经可以预见到冰山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论哪个角度、方方面面的停滞，都可以一叶知秋。犹如南美蝴蝶的翅膀微微煽动，就可以在非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论是文人*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武将戚继光和官员海瑞；或者是思想家李贽；甚至是万历皇帝本人；都无一幸免成为历史的悲剧，无一幸免的悲凉而终，好像飘落的秋叶肃静，然后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长河。
先说说单个个体，海瑞，我们的印象和教育形象里，他是一个清官，典型代表形象是《海瑞罢官》。十几年前去了淳安县的千岛湖，特意去瞻仰了一下海瑞当时的府邸，当时感觉连风都是清凉的。然而，历史给出的评价竟然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可见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的解释。而当局和后人给予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褒贬不一。
戚继光—勇猛将领。南肃倭寇、北驱鞑靼，留下赫赫战绩。迷信与科学相结合，改良军事设备和钻研战术，然而也会送礼献宝、养妾生儿养老、最终被文官拖累而不得善终。全书中，作者对于戚继光的描绘是唯一花了重彩的，不但描绘了戚家军的筛选原则，训练要素，以及作战技巧，还从观察气象、记录天气季节变化等等，以及兵器的研究和应用实操…。不可否认，戚继光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代，都属聪明上进、睿智勇猛的将领。
首辅张居正，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人前维护的过于完美的形象，有才华和道德准则，然而，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这种人前人后的鲜明对比，导致了生前的繁华和死后的崩塌，让人内心十分复杂。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首辅申时行，虽然中庸、协调众官，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太跋扈，弄的“官不聊生”而申时行审时度势，才得以安生，但也落得个遭弹劾和辞官归田的结局。
思想家–李贽，思想特立独行，然而所属的生活时代政治凝固，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纷争，李贽的自相冲突实质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矛盾。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导致了最后的在监狱里自杀结局。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孝仿祖法。后来发现了对自己严格说教，自己十分敬重的首辅张居正的虚伪面，发现了人性的伪劣，以及对整个道德体系无能为力的局面，开始了他的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了整个决策机构的缺失和散漫。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体系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他有变革的激情和情怀，但是在如此的体系下，他也只能用悲观和无为来做无谓的抵抗。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十五年》
单个个体的悲剧，汇集成立历史时代的悲剧。以道德为纲绳，引导一个执政党去实施政法，最高旨意是礼法，任何人逾越不过。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这本书语言*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绘，逻辑和蕴涵的寓意却不似语言那么简单，它不是精美的点心蛋糕，它是相当于咀嚼荞麦面包，原汁原味无添加，个中滋味得自己体会。诚然，道德是基础和根源但不是万能，更不是法律。一切问题首先需从法律的层面去考虑，再延伸到道德层面。所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的又无法固定量化的原则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则其发展程度必定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延伸思考：大家都一致认为的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有着积极勤劳的本质，好客豪爽讲信用。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被偏解成了出门才会生，而回籍则会死。也就是得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也的确见识过老一辈的前辈们都是精英，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在家乡的却是安逸悠闲喝着功夫茶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了解潮汕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礼节的群体，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风俗*惯，来作为生活以及处事的纲本，而在外的潮汕人，融入的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环境，先有法律再讲人情，而不是用人情来道德绑架法律标准。所以，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离开家乡出外的人会比较成功的道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菁华9篇)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掌权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菁华9篇)
《万历十五年》本以为是一本描述这一年的故事的书，但却是一本精细的历史读物。读来历史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人物画像如同VR的影像般清晰。
故事中的主人公万历和几个重要的配角，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历史中都听过的英雄故事，部分被编排成了影视剧。其中最喜欢的应该是戚继光系列的故事剧。但《万历十五年》并不是在讲爱国含义的`一本书，而是一本明朝亡国的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已经是明朝指数级下滑的重要标志了，以致于30年后被满清所替代的初始。
立国之本在于人，人之管理在于体制，体制的建立在于国君及高级行政管理层，在朱元璋（洪武）建立明朝后的200年，文臣管理朝政的体系已经变得异常成熟，几乎很难有武将的立足之地，更别说对于兴武的期盼，以致于戚继光的故事看起来激励人心，但背后的政治和管理格局注定有悲催的解决，正如他人生的结尾过的并不如意。
而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则各有特色，在异常敏感的君主时代，位极人臣时的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是*政治形态的最好体现，以致于在清建立后在政治形态影子依然摆脱不出这种政治影响。重要的故事环节都的要围绕着万历皇帝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组织管理越高的层位越需要这样的官场技巧来让政令得以实施，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政治团体，正如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重视其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便是官员私下里的同僚集结。也可以理解为阳与阴。
李贽的出现让这本本来是政治故事的书增添了些许哲学意味，一谈到哲学便离不开孔孟哲学及易学，及在明朝发展至盛的心学，只是本场的主角是李贽，而非王阳明。李贽在生命的最后解读《易经》，也算是*哲学家在生命最后对于哲学的贡献，无一不是想用自己的人生去体会《易经》的奥秘。而本书的作家黄仁宇先生，也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一阴一阳的关系，包括对于万历朝政的点评，也包括清朝对于明朝的取代，极阴而阳，阳极而阴的规律的认可。也是本书中哲学意味深长的一点。
万历的第十五年走在了太极阴阳鱼的中心点，万历在位48年中明朝最后的气数逐渐走向消亡，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
黄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与以往我读过的所有历史类书籍都不大相同。“公元1587年，在*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他先以万历十五年这个“**淡淡”的一年讲起，一开篇就给读者留了一个悬念：既然**淡淡，那为什么还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这问题的背后是作者想展现出来的野心。用吴晓波的话说，就是“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个角落舀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诉你整个大海的秘密。”
黄仁宇从僵硬的*历史身躯中取出一小段，在现代的显微镜下细致观摩。
我读完这本书便发现，万历十五年“隐瞒”了太多太多的故事。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这些人物时间交叉往复，人物彼此之间也发生某些联系。通过人物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就是我开篇所引用的话的具体体现。
我还发现万历十五年虽是*淡的一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黄仁宇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不得不说，黄仁宇以一个“大历史视野”去看历史，使得他的书在同类书籍内脱颖而出。不过，虽说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占据历史类书籍销售榜首二十年，但在当时黄仁宇写出这本书后，被一些史学家说不够严谨，黄仁宇本人却有点得意地写道：“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时间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去世。
但《万历十五年》，不止这一年。
在历史书中，戚继光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是带领*军民抗倭的民族英雄。但在这本书里，他被指巴结权贵，崇尚迷信，并且都列出了实证。
大概是我学识浅薄，刚翻看这本书时，六人的名字里竟只认得戚继光，因而率先翻看的，必然是戚继光的那一部分。
明朝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低级军官则无需降级。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就显得弥足珍贵。
戚继光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这是戚继光的军队取胜的必要保证。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书中所认识的戚继光，那个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但这本书中，还有我们不曾了解的那一面。
他巴结权臣张居正，曾花重金购买美女作为礼品奉给张居正；他崇尚迷信，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这位民族英雄的结局似乎也不大配得上他的荣耀。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令人唏嘘不已。
我也不曾想过一代民族英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这与我们印象中的戚继光相去甚远。但细想，却又似乎是合理的。一个人的存在，是立体的，总有一面被阳光笼罩，也因为这抹阳光，这个人的身上也必定存在处于阴影中的一面。有人可以永远站在阴影里身上没有一丝光亮，却没人可以做到无死角地被光亮笼罩。
当年《人民的*义》热播时，高育良反复提及的《万历十五年》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后来看到读书会内很多书友推荐此书，便果断下单。今时今日，终于有幸拜读。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当年《人民的*义》热播时，高育良反复提及的《万历十五年》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后来看到读书会内很多书友推荐此书，便果断下单。今时今日，终于有幸拜读。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去世。
但《万历十五年》，不止这一年。
在历史书中，戚继光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是带领*军民抗倭的民族英雄。但在这本书里，他被指巴结权贵，崇尚迷信，并且都列出了实证。
大概是我学识浅薄，刚翻看这本书时，六人的名字里竟只认得戚继光，因而率先翻看的，必然是戚继光的那一部分。
明朝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低级军官则无需降级。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就显得弥足珍贵。
戚继光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这是戚继光的军队取胜的必要保证。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书中所认识的戚继光，那个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但这本书中，还有我们不曾了解的那一面。
他巴结权臣张居正，曾花重金购买美女作为礼品奉给张居正；他崇尚迷信，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这位民族英雄的结局似乎也不大配得上他的荣耀。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令人唏嘘不已。
我也不曾想过一代民族英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这与我们印象中的戚继光相去甚远。但细想，却又似乎是合理的。一个人的存在，是立体的，总有一面被阳光笼罩，也因为这抹阳光，这个人的身上也必定存在处于阴影中的一面。有人可以永远站在阴影里身上没有一丝光亮，却没人可以做到无死角地被光亮笼罩。
读完此书已有一段时间，一直想分享些自己的体会，却一直不知如何下笔。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从传统观点来看，并无大事可叙，但黄老却从发生在此间一件件极其微小的事件，窥见了蕴含其中明代的大历史走向，见微知著，一叶知秋……
以人物为主线，从其间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少年意气风发万历皇帝；朝堂之上与庙堂之下判若两人的时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忧患为国却性格优寡的首辅申时行；抑有脾气古怪却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从中了解了人物的两面，历史的多面，在人物性格与其仕途沉浮之间去感受一个时代的风云动荡与发展趋向，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完人，但却有一个正当时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之人，此人必定遭受众多议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定会在青史之上留名，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身处其中，名留其外。
大历史观，无外乎站在一个长隧道之外以一个大的观感去看待历史，不拘小节，着重对历史趋势的研究与探索。掌握此方法，可以避免许多研究上的不必要的多余杂质，从而更加清楚的明白历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总而观之，以大观小，读史明智，成王败寇，如是而已……
伟人和政治家，谁更值得敬仰？你又想成为谁？张居正太善良，太残忍；太聪明，太愚蠢。张居正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天下的理想，他意识到改革必须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摧毁原本的一切，在废墟上重建。他剑指文官作风，甚至过于严厉。他想要富国强兵，百姓安康。他之所以要辛苦钻营，权倾朝野，是因为不做一个杀伐决断的首辅，改革必然受到阻碍。即便在这过程中他谋取私利，那么试问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想要敛财何须至此？
太善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须大动干戈推行新政？太残忍，想要根除陈腐做派必然会在当时造成损伤。太聪明，出身贫寒要有多大的才能和城府能坐上首辅的位置，又是怎样的深谋远虑能找到国家运行的软肋？太愚蠢，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却落得了满朝文武的批评，死后甚至成为了攻击的符号。
所谓错误，“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张居正从来都没有错，只是成为一个伟人和得到善终，中间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申时行，大智慧的典范。申时行是处理人际的高手，“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为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就只能付之一笑。
申时行是机器运转的润滑剂。这个世界需要伟人竭心尽力将光明带到人们眼前，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拼尽全力将黑暗挡在背后。申时行是太极高手，懂得怎样协调皇帝与文官，以及文官之间的关系，保证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有序。更令人惊叹的是，做完了这一切，他能够全身而退。然而，出色的政治家和伟人之间，仍然横亘着最遥远的距离。
然而，世间没有张居正，那么时代永远不会进步；世间没有申时行，那么国家将会陷入混乱。为人若如张居正，无愧于心，却不得善终；为人若如申时行，左右逢源，却无所作为。
这两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菁华9篇)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古代、*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十年的**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的政x风波、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的低能x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思想、*理论，建立了*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制度的变革，使*在*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 ，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威至上的*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代*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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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历史的问题中最受争议也被很多人斥为伪问题的是，倘若没有*战争和西方工业革命*会不会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何为历史？何为大历史观？为何要读历史？为何要懂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来，像一个个人物传记，又像一个个故事片段，而他们集合在一起，映射出的是整个明朝，是否也代表了封建制度呢？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老师们常说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就好像整个人生中最关键的几年或者几次转折，区别在于人生中会有人在旁不断提醒要注意把握住关键的重点。而在浩瀚的历史里，身处其中的人没有人知道或者察觉，即便察觉了或者也无力改变，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他们或者奋进或者挣扎或者妥协，看似*淡的年份或许就决定了往后的漫长岁月，而*静中也蕴含着改革与流血。
历史到底为什么成为了历史，路线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变，是人的作用还是人没有发生作用？即便是贵为皇帝的万历也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一个庞大机器下的门面。而门面也累了，也消极怠工了，可是也改变不了他想立三子的愿望，也不能和心爱的郑妃死后同穴；更别说那个善于打太极、时刻调和着阴阳的申时行了；海瑞这个不合时宜的文官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财税制度；戚继光要不是有张居正的居中调和，连练兵打倭寇的器械和粮饷都成问题，又谈何英雄；张居正风光几何，最后不也是死后清算、妻儿离散；那个落发为僧的李贽，避开了氏族和案牍，却也只得牢骚满腹，在矛盾中找不到出路，虽解决了生活清贫的苦恼，却也只能含恨而去。这一切都让我想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兢兢业业和他朴素简洁的农业社会理想，种种措施、种种预判，到最后或是促成了他最不想看到的江山破碎……
一直以来，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们的借鉴意义，对比古今，剖析中外，人们是否就能够预测历史，建筑出完美的发展历程呢？朱太祖没有做到，只是简单的因为所处的阶级和时代吗？站在巨人肩上的`我们，就能够完美避开雷区吗？能够聪明一点，明理一些也总是好的吧！
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历史映照在*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读书笔记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何为历史？何为大历史观？为何要读历史？为何要懂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来，像一个个人物传记，又像一个个故事片段，而他们集合在一起，映射出的是整个明朝，是否也代表了封建制度呢？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老师们常说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就好像整个人生中最关键的几年或者几次转折，区别在于人生中会有人在旁不断提醒要注意把握住关键的重点。而在浩瀚的历史里，身处其中的人没有人知道或者察觉，即便察觉了或者也无力改变，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他们或者奋进或者挣扎或者妥协，看似*淡的年份或许就决定了往后的漫长岁月，而*静中也蕴含着改革与流血。
历史到底为什么成为了历史，路线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变，是人的作用还是人没有发生作用？即便是贵为皇帝的万历也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一个庞大机器下的门面。而门面也累了，也消极怠工了，可是也改变不了他想立三子的愿望，也不能和心爱的郑妃死后同穴；更别说那个善于打太极、时刻调和着阴阳的.申时行了；海瑞这个不合时宜的文官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财税制度；戚继光要不是有张居正的居中调和，连练兵打倭寇的器械和粮饷都成问题，又谈何英雄；张居正风光几何，最后不也是死后清算、妻儿离散；那个落发为僧的李贽，避开了氏族和案牍，却也只得牢骚满腹，在矛盾中找不到出路，虽解决了生活清贫的苦恼，却也只能含恨而去。这一切都让我想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兢兢业业和他朴素简洁的农业社会理想，种种措施、种种预判，到最后或是促成了他最不想看到的江山破碎……
一直以来，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们的借鉴意义，对比古今，剖析中外，人们是否就能够预测历史，建筑出完美的发展历程呢？朱太祖没有做到，只是简单的因为所处的阶级和时代吗？站在巨人肩上的我们，就能够完美避开雷区吗？能够聪明一点，明理一些也总是好的吧！
之前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代*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淡，但就在这*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菁华9篇)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我是认为以史为鉴大多数时候是无法成立的，古时候的博学之士接受的历史教育远比我们多，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而西方文化的成功则是知识偶然爆炸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之时，就是讨论中式思想的优越性的时候？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最*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高薪`养廉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能够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研究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家中的礼能够用于治国，孝能够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能够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菁华9篇)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
一直以来，我就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我在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明代的皇帝，除了世人比较熟悉的朱元璋和朱棣以外，其他的了解的并不算多。对于明朝，总体的印象就是皇帝比较荒唐，宦官比较势大。看了这本书后，我对历史人物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无论是哪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除了官方定位，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是教科书上描写的那么不堪，或那么完美，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历史巨轮下的拼搏者。
统观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采取传记体铺叙方式展开了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六位重要历史人物故事的描述，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这些人物都个性鲜明，作者之所以以他们为故事主线，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明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是那么渺小，在时代面前他们都是芸芸众生，自身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发展轨道，他们试图打破它，却发现到头来一场空，因为所有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
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却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
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
《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
最*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
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周末，天气苍白，发霉的心情，觉得该出去晒晒太阳了,和好友一起到书店，买了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看了半本。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万历十五年，没有人能拯救朝政的腐败。高拱，张居正，海瑞，申时行，直到最后的自以为明君的崇祯皇帝，在整体制度体制的腐败下，中华民族也迎来的自己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的萌芽很难兴起，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在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人如何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以德治国的传统，如何保持以孝道为核心的*式价值观呢?这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思考的问题，也在现实中不断激荡着无数中华赤子的心胸。
这一段时间，国学兴起，伴随着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复兴的势头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国学、历史类图书开始盛行街面。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讲史记，汉武大帝，明朝那些事儿，讲座，电视剧，小说，历史以各种形式体裁不断出现。国学兴旺，历史重温，文化复兴，这是好事。我们小时候，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都是稀松荒疏的很。这些书对我来说都是*几年开始恶补的，感觉也只是走马观花，粗略浏览，很难记住了。
为什么小时候没有早早把它们看过呢?追究其中原因，除了七八十年代的消费问题外，更多的是教育界的不重视，我辈只是从语文书的枝节中记住了星星点点的古籍名句。*的古籍、历史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是我们文化的载体。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里面名言哲理多多，但是，这些财富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发生断层。
有时候阅读古籍，真的有种韩愈《石鼓歌》中的痛苦。看了些古籍，我个人觉得，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既有精华智慧，也有糟粕垃圾。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根本，也绝对不能一窝蜂的去全部接受。学*的原则，根本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比方说，孝顺，古代人讲究孝顺，今天也要讲究孝顺。对于老人的孝顺，什么时候能过时呢?区别只是里面的度而已。但三纲五常放在今天就过时了。这就要整理。像今天做媳妇的很少能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下传统文化的教育培养呢，必须的。四书五经中很多言论，像一些礼节的规定，到今天已是陈规陋*，肯定要废除，但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之，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到今天还是不过时的。
今天的社会，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体制问题，医疗教育问题，贪污问题，很多人麻木，很多人按部就班，很多人在扯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国外先进的科技，求真务实，不说大话，虚心进取，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产生我们新的文化。它即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的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是*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它让我思考如此之多，我们学*西方的不只是枪炮，还有思想，但我们传统的思想又如何放置呢?还在思考中。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
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看一个时代的功过是非不能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应当从多角度来分析，当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该时代的成败得失。从得失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不仅可以使我们有睿智的眼光得以自省，而且可以借鉴到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上，使我们有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思维状态。以史明志，以史鉴今，《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多读的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为名，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写了万历年间的各种风俗制度等。
首先，万历皇帝。1572年，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即位了。多年的精心求学，万历的学*取得了很大的长进。万历小皇帝谨遵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尊师敬长辈。首辅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左膀右臂，万历小皇帝的课业由他来把关教授，*众多的重要决策也是由他拍板定案。小皇帝对张居正充满了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真是皇恩浩荡。幼年的万历皇帝对这种大臣的扶持百般地感谢，可是等到他成年后开始拥有自主的决策权时，他奋发图强地想做一代明君，想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开创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可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蓝图总是事与愿违。当一个时代的轮轴运行到最后时，一些制度或者是陈腐的事物会成为这轮轴中的一些颗粒，阻止社会的进步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整个朝廷成了一个运行缓慢的机器，大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于皇帝身上的义务越来越多，皇帝赤裸裸地成为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这时，皇帝失去了高度的权利实行权。比如，在立储君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了很多年，最终以万历的沉默和消极抵抗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因此，一个时代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和治理权，或者有科学合理的*机构，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界定各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使上命顺利下达，保持*的工作效率，时代才会有快速的发展。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功过都不小。其功一面，在他辅政的期间，整个朝廷风*浪静，虽然也有暗涌翻浪，但相对来说还算太*。而且张居正精明干练，做出不少令人赞佩的政绩，实际地地惠及到了官民。其过的一面，在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张居正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好，或国家大局也好，张居正私下串通心腹大臣向万历皇帝上书，经过皇上的允许后，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过程仿佛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利，张居正以自己的门生和同僚为棋子，根据自己的意愿间接地施政，而欺骗了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在张居正的生前，其一直是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并且由于惧怕张居正的权力威严，众多内存埋怨的官员都沉默下来，而等到张居正离世后，酝酿很久的口诛笔伐在短时间里爆发了。在事实面前，万历皇帝看清了自己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且将更多怨恨凌驾于恩情至上，坚决地清算了张居正各种过失。张居正在位期间，由于得到万历皇帝的信任，下领朝中重臣，上面君主，享受了无限的权力和富贵，但他并不能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失去了标准的职业和道德操守，从而引火烧身。
再次，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放弃了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申时行在万历皇帝和朝中百官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当百官的意愿无法在皇帝面前通过时，一些牢骚只能发泄给首辅申时行。当万历皇帝要将意愿付诸实施时，百官以儒家伦理道德和先朝既定的规范为说辞阻止万历皇帝。比如，在立储君一事上，百官拿出各朝各代的各种事例来劝解万历皇上，可是双方的均不退让使朝廷陷入了消极状态中，而申时行没有能及时化解这种症状，他应当为这种过失负责。申时行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和的政治环境，比如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而“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一个是不断成长的皇帝，当遇到施政的强大阻力后，消极地面对朝政。一个是大权在握，精明练达，却最终不得以善终的张居正。一个是处处努力地营造和缓的政治环境，以和事佬的身份而受众多百官的尊敬的申时行。从他们的性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等多个角度看出来，整个时代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烙印，其身后所留下的诸多评论值得我们当下之人为之深思和学*。
一●相关书讯：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以四海*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诋毁，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时光会冲淡谗言、诋毁，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这**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菁华9篇)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在明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本质上，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和识大体，封建王朝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存在许多缺陷。余大猷和戚继光都是十分优秀的将领，二人在领兵作战方面都颇有谋略，他们也都知道战场上先进的兵器十分重要，只是二人最后的官职地位差别很多，是因为什么呢？那便是二人期望采取的改进措施了，可以说，余大猷没有像戚继光那样对于形势有着透彻的分析，他不明白在封建王朝落后的制度下，想要说服国家改变农业的基础地位，从小农经济的体制下走出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别提用新的技术改变松散的社会体制了。
而相比之下，戚继光就十分明智，他知道一己之力搬动旧制度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在现有制度下尽全力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做完善，或许这样才更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吧。
真是好喜欢这本书，相见恨晚。
合上书本才知道，曾经学过的那种固话了的历史教科书原来那么的扁*。比如万历皇帝，在我原来的认知中他只是个非常*庸的皇帝，甚至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愿意去阐述他的故事。
读过《万历十五年》才明白，在万历皇帝的*庸之下，是他对自己身份的无奈和痛苦。皇帝在体制中逐渐成了一种象征，他的身份带给他的限制完全不少于任何一个普通人。他甚至不能根据自己的心意去立储，正是意识到了自己只是这强大体制中的一个象征，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只能消极怠工，这是他反抗的一种方式。而和皇帝对立的文官集团，他们信仰道德礼教，相信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礼法，而在皇帝“无为”的统治之下，他们一腔热血毫无用武之地。皇帝和文官之间长久的博弈，使得矛盾日渐加深，最终成为双方皆败的悲剧。
另外还有张居正和戚继光，他们是那个时代中璀璨夺目的人，就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他们有造反的能力，但没有造反的心思。但是这种能力终究是让人忌惮的，因此他们最终也是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只能感叹一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末了”。还有海瑞，以前他给我的映像就是个十全十美的清官、完人，然而真正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海瑞的局限，真的有点可怜，不合时宜地想要以一己之力去撼动体制，但最终因为能力和智力都不够，只能活成一种正义清廉的象征，而将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李贽就更复杂了，我大概还要去多看一些书才能真正读懂他。
最终，黄仁宇先生这本书里的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但在个人之上还有体制，体制之上还有更大的命运，人们身处其中无力反抗，造成了本朝巨大的历史遗憾。所以，作者提出了自己大历史观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所以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朝代中，皇帝和官员只能以圣贤的“道德”标准去行事，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压力之下，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活成了自己身份的象征，而非有血有肉的灵魂，于是大家被禁锢的姿态都显得异常绝望。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一、这本书：
这本书历史是和其他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本书面阐述帝王朝下代表人物的缩影，以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下去讲解了这几个人不一样的生活。
二、内容：
（一）万历：
人们都非常羡慕他的出身。却不知其实是一个被笼子里面关着的人，他离开自己的紫禁城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处的人第一个是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老师兼着他的下属张居正；第三个是自己的陪伴冯保；自己被安排结婚、闲来过纵的放松却又被周围的人所所用更多的名义所限制，想去有所建树去发现却被大臣的引着走。
（二）申时行：
看破事物规律的人，其相信一件事情分两半，一半为阳，一半为阴。其所做事都会留有余地，不会过激。在政治生涯中这认为张居正没有一个善终的原因是他忽略了文官的力量，文官由科举考试而产生，其力量在武官之上也是必然趋势。所以他会在现实生活中被很多人批评为没有原则的政客，但是其也坚持他调济折中的原则。
（三）海瑞
一个制度的化身，把书本里面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官场上也就成为了别人之间相互博弈的刀子。用的好则可以帮助自己去除掉自己的对手，但同时也担当者被自己的误割。敬之，怕之，远之。
（四）戚继光
一个懂政治的武官，其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军事上有所一定的建树，但是光会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在生存竞争中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其施展着自己的宏图除了自己本身的原因之外，还靠着张居正在后面的大力支持。但若是自己的战友离去了之后，自己也会伴随着离去的局面。
三、感悟：
那个时代背景下啊，每一个人接受着相同的教育，我们的思想都是在这一起的，及时连皇帝都无不受着这种思想所引导，就是活着的祖宗。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的规则内顺着走我们可以像申时行一样，做个和事老；若想改变像张居正，做个引向人；若做遵循像海瑞一样，做个执行者；在社会的趋势中我们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们都是接受着同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对单生活却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里面我认为其都是为优秀的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这些晚辈都看到了过去人们的影子，会有着无尽的遐想。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教师节这天，(3)班的同学送了这本《万历十五年》给我。在表示感谢之余，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明朝那些事》不仅影响了我，还影响了他们。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书完整记录了整个明朝历史，而《万历十五年》只是选择了历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张居正的死亡，戚继光被贬等，这些事情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帝国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些史实，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记载，而且“当年明月”更是将其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因此，《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基本上都是上厕所的时候断断续续看完的。
抛开人物、故事不谈，只谈一些对于明朝的文官集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表达而己。因此，我准备在这篇读后感中，尽可能地展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
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与只关注练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极少数的大事，比如战争，除了极少数的人，比如当时的首辅申行时，能够见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时间，那个龙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经很早就废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无回，甚至大臣的请辞也是杳无音讯。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正是因为万历骄奢淫侈才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宦官专权、民不聊生。这种解读非常符合我们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出现跟我们正史所歌颂的文官集团有着莫大的关联。
万历刚上任时，还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有为青年。比如，定期出*各种名目众多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活动，甚至从皇宫步行至天坛求雨等。总的来说，前一阶段的万历还是非常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当时的文官集团。
当时的帝国己经形成了成熟稳固的文官集团，如果说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文官集团就是实际的权力操控者。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导，并对这些信念坚定不移，希望以此来影响皇帝、改造社会。因此，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无论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还是有为的朱棣，或是碌碌无为的，让我记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与文官集团的搏弈中度过一生的。换而言之，文官集团决不是对皇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无用之辈，即使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可以动用最高权力，对违背他的意志的文官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皇帝很多时候却是感觉无能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万历本想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自古以来，太子都是立长不立幼。于是，围绕立太子一事，万历跟文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谁也不肯让步。
这让万历非常恼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张居正的辅佐，绝大多数时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学生的角色。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张居正来决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亲重修宫殿，以表孝心，但张居正以“己经很豪华”、“*应体恤民心”为由拒绝;再比如，皇帝练字练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张居正说，“*的字己经练得很好的，从今以后，应该做些国事”，一句话，皇帝的这点爱好被剥夺了。
好不容易，张居正死了。万历长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发现，他依然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文官集团总是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成君成圣，而不是听从他的命令来做事。换而言之，万历想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团却只需要一个象征性地君主。万历曾抗争过，先是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很轻易地干掉一个人，但是却干不掉这个集团。
以言官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这些言官，轻则弹劾同为人臣的官僚，重则斥责皇帝。比如，万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早朝时，就有言官上疏，说“皇帝身体不适，但是后宫却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检点。万历一怒之下，当然重责了该言官，但是该言官却因此获得了“因直获罪”的美名，以至于后来很多言官纷纷效仿，即使被罢、被贬，甚至被杀，却依然阻挡不了指责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万历累了、厌倦了。他既然无力战胜文官集团，就干脆放弃吧。于是，他开始拒绝早朝，拒绝出*各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拒绝接见大臣。皇帝的这一做法，当然引起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他们纷纷上书，直指皇帝懒散，甚至说，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国之不国，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讲得字字见血，堆得比天还高，这个时候的万历己经懒得批一个字了，也懒得反驳，也懒得打回，任由大臣去骂去折腾，他祭出了“无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这么耗着，帝国也依然有条不紊地转着。只是1578这一年，张居正死了，社会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时回老家了，内阁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继光被罢免了，东南的倭寇又开始猖狂了。这一切，预示着大明帝国己经出现了覆灭的迹象。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菁华6篇)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掌权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本以为是一本描述这一年的故事的书，但却是一本精细的历史读物。读来历史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人物画像如同VR的影像般清晰。
故事中的主人公万历和几个重要的配角，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历史中都听过的英雄故事，部分被编排成了影视剧。其中最喜欢的应该是戚继光系列的故事剧。但《万历十五年》并不是在讲爱国含义的一本书，而是一本明朝亡国的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已经是明朝指数级下滑的重要标志了，以致于30年后被满清所替代的初始。
立国之本在于人，人之管理在于体制，体制的建立在于国君及高级行政管理层，在朱元璋（洪武）建立明朝后的200年，文臣管理朝政的体系已经变得异常成熟，几乎很难有武将的立足之地，更别说对于兴武的期盼，以致于戚继光的故事看起来激励人心，但背后的政治和管理格局注定有悲催的解决，正如他人生的结尾过的并不如意。
而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则各有特色，在异常敏感的君主时代，位极人臣时的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是*政治形态的最好体现，以致于在清建立后在政治形态影子依然摆脱不出这种政治影响。重要的故事环节都的要围绕着万历皇帝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组织管理越高的层位越需要这样的官场技巧来让政令得以实施，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政治团体，正如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重视其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便是官员私下里的同僚集结。也可以理解为阳与阴。
李贽的出现让这本本来是政治故事的书增添了些许哲学意味，一谈到哲学便离不开孔孟哲学及易学，及在明朝发展至盛的心学，只是本场的主角是李贽，而非王阳明。李贽在生命的最后解读《易经》，也算是*哲学家在生命最后对于哲学的贡献，无一不是想用自己的人生去体会《易经》的奥秘。而本书的作家黄仁宇先生，也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一阴一阳的关系，包括对于万历朝政的点评，也包括清朝对于明朝的取代，极阴而阳，阳极而阴的规律的认可。也是本书中哲学意味深长的一点。
万历的第十五年走在了太极阴阳鱼的中心点，万历在位48年中明朝最后的气数逐渐走向消亡，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黄仁宇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原以为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名将，功垂千古，在他为官领兵之时必也是风光无限的。但从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他虽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他的军事思想不能见容于文官，政治立场不能见容于万历皇帝，最终因与张居亚关系过密而被弹劾罢官,直至临终再未起复。自宋朝赵医胤杯酒释兵权以后,重文轻式的趋势便在不断发展，直至本朝，文官已经把控了整个朝廷，再无武官立足之地。
而在战场上，文官指挥战斗的事例不胜枚举，这种风气使得武将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文宫只勇动动嘴皮子便能占有军功，武将舍生忘死还要背负战争失败的责任。戚继光在这样的环境中，立志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因为以一己之力无法对抗朝廷体制，他做自己可为之事，招募新兵，培养军队，整顿纪律，让这支军队具有强大的战争力。此时，这样的军队已经与他密不可分了，被百姓称为“戚家军”，这是对他们战斗力和纪律的认可。但这样的军队显然不能被文官集团容忍，异军突起,通背了常态和惯例，这使他们感到恐慌，表现在行动上，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打压。
戚继光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个王朝里，他孤军奋战，于战力低下的卫所军中建立起“戚家军”抵抗传寇，保卫沿海和*。他是一位孤独的英雄。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 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 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行走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是否能以史为鉴，哀之鉴之。万历的悲剧我们不会重演，但我们应积极思考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避免成为下一个悲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菁华6篇)
读罢，其实不仅是为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所叹息，更是为整个国家以及民族所感到悲哀。
万历皇帝也好，张居正也好。这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这个封建的制度之中运行。而这其中儒道又起了关键作用。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所运用来压抑住广大群众的思想。不可否认儒家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一旦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就成为了束缚整个民族发展的毒瘤。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行不是靠有创造性的法治而是依靠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性必然是收到了极大的限制。**代史的屈辱历史，事实上早已在那个四海升*的万历十五年埋下了伏笔。一个被儒家所束缚，众人闭目塞听，关闭大门的古老国度，早已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万历十五年，不论是即将不再上朝的万历皇帝，还是要励精图治想要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或者是想要调和百官矛盾的申时行，还是恪守绝对原则的海瑞。他们所作的努力，都只是局限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修小补或者小打小闹。大明王朝就像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也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下的历史规律，走到了他的发展尽头。
我还想说一下万历皇帝。事实上在过往对于他我是有很大的偏见以及不满，觉得他三十年不上朝，致使国家中枢趋于瘫痪。并且横征暴敛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但是一个朝代发到了晚期，实际上走向终结已经是脱离了皇帝乃至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除非进行土地改革，否则每个朝代都在土地兼并下不可避免的走向矛盾激化的深渊。而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怎么可能会对自己阶级的人开刀？只是说皇帝的个人能力，能为这个国家续多几年的命。
事实上，万历皇帝也是凡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作为一个凡人，在皇帝的位置上事事却都要按照群臣所限制的儒家的思想来行事，按照所谓皇帝的准则来行事，使得他身心俱疲。我觉得有四件事是让我十分感慨的。一是万历想要进一步的学*书法却被张居正所制止，张居正举出了陈后主，宋徽宗等人来警醒万历不可对于艺术过于沉迷，于苍生并无补益。二是万历在王储选择上与群臣们斗争了长达几十年，原因皆在必须按照传统的长子制度来选取皇储。最终这场斗争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以致他灰心丧气只得用“无为”的消极态度来报复群臣，长达数十年不上朝以及不选补官职，从而使官僚机构陷于瘫痪。三是万历在二十几岁之时就以及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了，而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精神上的活埋。四是他想要出城视察陵墓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而他也于1588年之后三十多年再没有踏出过紫禁城一步，不免让人唏嘘。
事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也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用于政治之中，只能恪守祖宗之法，恪守儒家之道。这种一眼看到尽头的生活，哪怕贵为九五之尊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本应是大展宏图，发挥自己创造力以及实现自己励精图治的大好年华，却事事受到群臣的反对掣肘，事事都要按照所谓的“祖宗之法”来行事。这样的生活实际上相当于行尸走肉罢了。在群臣的眼里，在他们监督下成长起来的朱翊钧，势必要充分的体现他们的意志，也势必要按照一条早已铺好的道路一路走到头。这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这样陈腐的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思想与制度，怎么还能指望可以使得国家长久的发展呢？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一两个明君身上，却不去改变整个制度让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所有的结局必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轮回的悲剧。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一提起南京大屠杀，我会本能地想到“30万”这个惊人的数字。我知道，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活生生的无辜生命惨遭屠戮；我知道，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古老民族历经的不堪回首的一场浩劫。
然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细节，我却如隔云雾，知之甚少。直至读到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中的大屠杀》。
27岁的张纯如，历经两年，四处奔走，承受各界质疑乃至不良人士的恐吓，最终写成此书，将大屠杀的历史细节一一公诸于众。
读此书，几欲弃书而逃，几欲掩面而泣，几欲伤心欲绝，血腥沉重的过去重如大山，让我气喘吁吁，不堪重负；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让我义愤填膺，出离愤怒。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我说，南京大屠杀之后不再有歌。即便有，那也定是哀歌，是挽歌。历史被狠狠地撕开了一道狰狞的口子，即使几十年过去，它仍在汨汨地淌着血，仍在每一个午夜梦回之际让炎黄子孙胆颤心惊。
网上曾热传着一张图：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姑娘，一个蓬头赤脚、眼噙泪光，一个阳光天真，快乐无虑。前者的背后是战火连天，后者则置身车水马龙。两人探长了身子，向对方遥遥地伸手……中间一行字极其醒目：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
鲜明对比，催人泪下！一想到1937年的那个冬天，最冷的不是那冰天雪地，而是30万人冰冷的尸体和不知多少国人绝望无告的哭嚎，我的心中便是铺天盖地的愤怒与悲伤，闭上眼，脑中就能想到刽子手们张狂的笑容，就能听到南京城头徘徊不去的哀嚎！
怎能忘？怎能忘？生命竟如草芥般被践踏，人性竟如敝屣般被丢弃！不敢忘！不能忘！国之屈辱，民之殇痛！
张纯如女士说：“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不忘历史，只为让白骨可以沉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作警钟，把逝名刻为史鉴！
不忘历史，方能让孩童不再惊恐，让母亲不再哀泣，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洒满人间！
幸哉，生逢盛世！
壮哉，我涅槃中华！
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全书仅仅细写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一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杂事，却上升到了整个中华历史的思考高度，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读来更是令人眼界开阔，受益匪浅。
与教科书上仅仅几个四字短语便能概括的死板的历史人物形象不同，书中从多角度剖析了各个人物，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人性复杂。
读此书之前，我一直认为万历皇帝的昏庸仅仅是张居正教育失败所导致，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形象也变得完整起来。张居正的腐败仅仅是令他失望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失望与无奈。
繁复的礼节以及所谓道德束缚的陈词滥调使他疲惫不堪，甚至让他由此陷入与整个官僚集团长期的无声对抗之中，以消极怠工、不理朝政来表示自己对这种长久凝固的封建制度的*。
他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昏庸之帝；相反的，他正是因为太过聪明，看透了这个社会的丑恶与悲哀所以至此。年少时的他也曾是一个励精图治，胸怀抱负的皇帝，甘愿忍受亢长无味的礼节教条，甚至曾徒步*，求雨祈福。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骨子里的叛逆精神愈来愈烈，企图冲破封建的枷锁。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更甚，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典型，二者都用实际的行动向陈旧的道德礼教发出了质疑与*，更让读书的我们领悟到仅凭道德所堆砌和约束的社会就像是无根的草，浮于表面，不堪一击——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然而这种神奇的制度并不仅仅存于明朝，而是成为了一种传统，存于整个*的封建社会。张居正也曾试图去改变这种看似已经凝固的制度，无奈根深蒂固。官场之中，人人都以道德君子自称，同时又用*乎严苛的道德去约束他人。
首府张居正自己即是一典例，他对待下属严苛，但是自己却不知检点，奢靡至极，使得官员上下怨声载道。无奈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无人胆敢抵抗，可是当他一死，各种丑闻告状便纷涌而出，张居正怕是不曾想到自己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却背负了一世骂名。再看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他们都是光荣一时的朝臣，但却都有着各自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与无奈。这无疑是明朝制度作祟。
纵观全书人物，每个人都可称作是失败的封建道德社会的产物。“存在即是合理的。”的确，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制度曾经给*带来的种种荣光，但是静下来深思，它给予我们更多的是对政治的警示。有了前车之鉴，当今社会需要法治便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当然，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美德不可一并丢弃，不过，人们也开始明白，道德的背后如果没有法律给予支撑，便像没有双脚的人一般无法立足，最终只会被*碾压在漫漫黄沙之中。
在书中的这些人，好像身上都带着枷锁，像一个个被固化的灵魂，不知疲倦地想冲破牢笼。最后的结果，都是郁郁而终。其实处于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巨大的漩涡之中，挣扎不开，逃离不了。那个旋涡叫道德。但是今天我们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秘“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最大枷锁的所有者，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墓，在明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万历也是其中一位。但不同的是，万历帝的陵墓开始修建的时候，他还不足二十岁。“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天。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它当做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这才是他真正可悲之处。“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人称为神显宗皇帝，而几百年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而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
这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他算是整个文官之中的一股清流，但消失太快。想想三百年后的*，其实三百年后的*所承受的苦难，从这里都可以看见。
书中的李贽，是个不拘于世俗的思想家。他的《焚书》《藏书》惊世骇俗，他本人也同样让人后人褒贬不一。他入了佛门，却不守僧规戒律。仿佛这时间没有一条世俗的看法可以阻止他思索人生的真谛。可他本人又是极悲观的一个人。他关于中央集权的想法十分先进，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从这一个小小的观点来看，当时明朝与英国还是可以比上一比的。但是仅存一点点的思想也在官府的压制下消亡了。李贽的行为让我心生厌恶，也不愿在他身上多费笔墨。
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而我对这本书倾注的心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一五八七年没有弥赛亚的诞辰，没有先知的教诲，没有预兆变迁的星斗闪烁满天。有的，不过是一张张脸罢了，一张张疲惫地奔波于历史的定格之中的脸。
万历注定不是属于帝王的时代，这张脸谱中注定没有多少王权的神气。大明王朝注定只是封建史上的一个瞬息，而万历朝大约是合眼的前奏，毕竟紫禁城中休憩的已不再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统治集团，这点，万历之前的嘉靖就感觉到了——万历同他一样早年登极，充满变革和振兴的希望，但这一些希望都随着自身年龄与矛盾的增长、深化渐渐瓦解。明孝宗（弘治）应当感到悲哀，因为他的子孙没能像他那样扭转祖宗留下的可怕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多事之朝才如同一出又一出的折子戏，留下那么多红红绿绿的角色。
惟独有个人不绘脸谱，单看他一眼就觉得有凛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不是贡生，乡试出身，也不应是有权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的那一类，却绝对有憋着气唱大红脸的天赋。他叫海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海刚峰。如果出生在当今社会，他一定算是个勤奋的好少年，与此同时，又是无知的愤青。想要为萎靡的朝政打一剂强心针的他，若不是有打不死的勇气，怎么敢傲立于群臣之中？说他简朴，却又嚣张，普天之下，凡为仕者无不惧其威风；说他忠诚，却又不能扛顶风的旗，固执于毛皮小事之间。一个儒道的修行者，一个斋戒灵魂的素食者，他因为与尘世相触而不再是圣贤。这不仅是海瑞的不幸，更是明王朝的不幸。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舒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以博得帝王的信任。但嘉靖尚道，万历重情，他只能做一面没有人去照的镜子，被搁置三朝的老臣。
明朝没有李世民，没有长孙氏，宫廷中人人戴着面具。读《明史》我几乎没有抓到一个背影，但庆幸《万历十五年》让我勉强看见了一个海刚峰。几乎孤芳自赏的他，行走于浓妆艳抹的人群中，很干净。他死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镜碎了，却没有人去补。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明代的又一面镜子不在了。在一片景仰的声音中，海瑞那张不戴面具的脸成了永远的幻影。他的矛盾并不来自内心，而是与外界摩擦的结果。我不想假设他为那个时代的良心，或许他没有资格，李贽有，因为他忏悔过。
海瑞不会回头，他不知为何要忏悔，他要做信念，而不是心的殉道者。大明王朝合上眼的前一刻，他或许，是最后的那个愤怒的拳头。
脸？对，他的脸，不过是一张皮。皮下的，才是硬骨头。历史的脸谱是多端的，但油彩背后的，方是本原。一面能透过它的镜子，是不是很好？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菁华5篇)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自勉。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在这看似**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书中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对明王朝道德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纲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对明王朝政治的认识：
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书中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他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诛杀冒犯他的文官，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给予我的启示：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一个国家体制僵化，发展停滞，没有活力，必须改革。成功则兴旺发达，不彻底则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则坠入深渊。
3、人有两面性，阴面和阳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历史自古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5、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无奈，万历皇帝虽然为一国之君，但其实活的也很不自在。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