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电视剧 电影 小说 动漫 歌曲 诗词 文案 作文 文学 实用文
你的位置：首页 > 化学家

徐贲经典语录

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结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出自： 徐贲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现代公共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风险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等）为条件和基础。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人有三种死法：第一种是自杀，第二种是战争，第三种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战争便是对抗，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更重要的是，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主义和***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 停顿下来，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6 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人文教育是文化的教育，人文教育的产品是有文化的人。人文教育让人变得更有自由意识、更能独立思想、更理性、更宽容、更有修养。这是一种做人的成就，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手段。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弥补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家庭道德影响，因此个人品格会有相当的差别。例如，有的比较诚实、宽容、尊重别人，有的爱说谎、霸道、歧视和欺凌别的孩子。学校必须有好的道德文化环境，学生的教育才能托付给学校。如果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地方，教师受贿自肥、学生讨好老师、缺乏公正的规则、充斥虚伪和谎言，那么学生的教育便不能托付给学校。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公民教育是人文教育在民主社会的扩充，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自由、*等和尊严。公民教育关乎政治、关乎道德、关乎责任、关乎法治、关乎爱国。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某个权力意志而去灌输正确思想？是为市场造就劳动力？还是为了培养更智慧、更道德的公民？如果是后者，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民主政治 的目的便是一致的。人文和公民教育的严重缺失使得教育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不改变这种情况，受教育的意义便只能维系在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的功利考量之上了。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关乎理性探索、求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小学高年级、中学到大学，在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认知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所察觉和辨识，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冲动——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关。
出自： 徐贲 《互联网时代，有太多有知识但没理解力的傻瓜》
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出自： 徐贲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约翰·洛克所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最终在儿童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当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么作，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像。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受两种力量支配：欲望和理智，欲望就像是一个有眼睛的瘫子，理智就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理智的肩膀上背着欲望，欲望指挥理智前进的方向。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Ｈｕｍｐｔｙ Ｄｕｍｐｔｙ）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出自： 徐贲 《明亮的对话》
讨论公共问题会涉及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德性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普遍使用，它区分“德”和“恶”。因为抽象，所以久远。同时，也因为抽象，必须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进行诠释，比如君主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这相同的伦理概念会形成不同的伦理原则。 责任，尽责任就符合“德”的规范，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而言，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责任就是一些不容置疑的义务和承诺，例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常说的“忠”“孝”。
出自： 徐贲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
共 40个句子，7部作品，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