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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经典语录

甲午战争，这是中国人的叫法，日本人叫日清战争。在某些日本历史学者的著作里，经常宣扬一种观点：日清战争是偶发事件，日清战争不是日本明治政府有预谋的战争，而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阴差阳错地发生的，日本并不是战争的责任者。这种观点，可以叫它“偶发”论。在日本学术界，虽然“偶发”论并未取得普遍认同，有些日本历史学者还对“偶发”论持批评的态度，但“偶发”论者一般都很顽固，时不时就会把“偶发”论改头换面地拿出来宣扬一番，所以绝不能小看它。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1894年，就是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年，按干支纪年，叫做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称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虽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成为近代民族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水有源，树有根。凡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根由，它的原委，它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反之，有果必有因。甲午战争自然不能例外。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 ，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 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 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 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 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 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 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 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 ，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 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 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 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 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 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日本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在讨论如何或何时对朝鲜开战的问题时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是急征派，以时任参议的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恨不得马上出兵伐朝，主张由自己充当使臣赴朝，先设下圈套，诱朝鲜政府入我彀中，必然带来开战之机；另一派是缓征派，以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为首，主张处理朝鲜要讲究步骤，必须周密计划，统一方略，缓缓图之。双方意见对立，争论激烈，演成一场势不两立的政争，最终以急征派的下台而结束了这场“征韩论”之争。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荒川所谈与杉村浚“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 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 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 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 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 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 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 。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 村浚，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 ，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 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 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 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 干下去。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 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 。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 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 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 坚持不许。”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 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 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睦仁的《天皇御笔信》发表后，在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旋风，鼓吹“征韩论”一时蔚为风气。当时，倡导“征韩论”最力者是参议木户孝允。他有一套说辞云：
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以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两三年，天地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事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日]《木户孝允文书》三）木户所论与外务省的意见完全相合。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对“征韩论”的阐述更为透彻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 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 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 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 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055人，以及弹药、 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 ，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 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 100名、旱雷兵l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 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 人。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 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 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 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 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 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 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 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 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 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 主抚”了。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 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 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 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 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 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 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 。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 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 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 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 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 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 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 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 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史》
清政府获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特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主张在军事上加强戒备，调派武毅铭军13营分批渡台，驻防风山；又以福建水师兵轮6艘长泊澎湖。此时，侵台日军数千人局促于台岛南端一隅之地，已成骑虎之势，但又不甘心无所得而归，便寄希望于外交讹诈，最后，以抚恤、修路、建房等名目勒索50万两白银而撤兵。日本第一次尝到了越海侵略的甜头，遂以此次侵台为契机，悍然于1879年3月8日将琉球国吞并，使之成为明治政府黩武扩张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我们之所以认为“偶发”论不能成立，主要是基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实际表现，也就是基于许多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第一。锐意扩张。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不言而喻，日本要布国威的首要目标，就是一衣带水的西邻朝鲜和中国。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日本政府选中了激进的“征韩论”者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派他去朝鲜调查政情和军备。1870年3月，佐田向政府上了一篇著名的《建白书》，其主要内容是：（一）朝鲜有必伐之罪，不愁找不到出兵借口。（二）伐朝鲜必胜无疑，“不出五旬而虏其王”。（三）伐朝鲜有利而无损。“朝鲜则金穴也，米麦亦颇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四）伐朝既可防列国对朝鲜的觊觎，又是实行海外扩张的大好机会，“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五）伐朝可继之伐清。“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发兵侵台。“征韩论”之争刚刚落幕，“征台”声浪又甚嚣尘上。这时，恰有琉球国居民出海遇上台风，在台湾南部上岸，闯入牡丹社乡，被土著居民所杀。睦仁认为这正是发兵侵台的绝好机会，特派时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使华，并授意以谈判的“要旨”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日本明治政府实行黩武扩张政策，以大陆作战为主要目标，始终将发展军事力量置于优先地位。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即大力推行大陆政策，将中国作为主要的侵略目标。从l884年起，日本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陆作战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觉得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机日近，便发动属员条陈征清方策。现在共发现7份条陈：6份为海军属员所拟，1份为陆军属员所拟。其中，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作《清国征讨方略》发现较早，也最为有名。其他6份为参谋本部海军部代理科长、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等所作之《征清方略》，因系近年发现，故知道的人不多。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蕃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日]《（明治）敕语》，译文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3页）就是说，以琉民被杀问题作为突破口，无论清政府怎样作答，日本都要掌握发兵侵台的主动权。果然，双方在北京谈判时，清朝官员讲了一句“生蕃姑且置之化外”的话，被日方抓住，解释为：台湾土著部落为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日本有充分理由兴师问罪。
出自： 戚其章 《甲午战争新讲》
戚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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