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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经典语录

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出自： 雪珥 《大国海盗》
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其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肥沃的权力牧场一旦抛荒，就会成为城狐社鼠的乐园。打倒了一头被既得利益撑饱肚子的饱狼，迎来的或许是十头嗷嗷待哺的饿狼。动听的口号如同风月场中的海誓山盟，比短暂的高潮消散得更快、更彻底。利益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态度，从来都是屁股指挥脑袋。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这位年轻的王爷（载沣）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其实，早在祸事降临前，有条件的华商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企业穿上件“西装”，未雨绸缪。一身“洋皮”的作用，不在于狐假虎威，而是能令自己有效地远离“父母官”亲如一家人般的日常勒索。丧权辱国的租界，意外地提供了一方讲求法制与公正的“净土”，从而令华商们只需抬抬脚就能躲避官场的骚扰。而为民企换穿“西装”，也令外企获得了相当的灰色收入。披上“洋皮”的民营企业，便也如同外企一般享受到了税收优惠，而按照“行规”，所节省下来的税款双方五五分成。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惺惺相惜。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宗方以为，导致此种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来日积月累之人心腐败。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乃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宗方坦言，国家者乃人民之集合体也，人民即国家之“分子”， “分子”既已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出自： 雪珥 《李鸿章政改笔记》
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义和团举事，自称扶清灭洋，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扶”不了“清”，亦“灭”不了“洋”。大师兄们扰民误国有术，保家卫国无能，加上朝中宵小如庄王、刚毅之流，趁乱夺权，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
出自： 雪珥 《李鸿章政改笔记》
首先何谓潮流？如今之世，君主立宪是潮流，共和革命亦是潮流．两股潮流并不合槽，何去何从？苍茫大地，潮流纵横；沟壑极多，你准备“顺”哪条潮流呢？谁能有资格能鉴别何是顺流、何为逆流？其次，既是潮流，随波逐流者、浑水摸鱼者．乃至兴风作浪者，绝不在少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言行不一．投机取巧者比比皆是。
出自： 雪珥 《李鸿章政改笔记》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出自： 雪珥 《国运1909》
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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