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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经典语录的句子

谈理想，现在没有理想；谈道德，现在几乎没有传承；谈文化，我们不思改变；谈制度，总说自己天下无双，不肯融入世界潮流；谈创新，现在只有模仿和抄袭；谈经济除了低端制造、浪费资源、寅吃卯粮，没有藏富于民。我们冷落了教育，教育也抛弃了我们。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而这种利益博弈是在利益主体发育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对“接轨”与“国情”的选择成为利益争夺的一种手段。与国际接轨对自己有利就实行国际接轨，尊重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强调国情。甚至有人说，牟取利益时使用国际惯例，逃避责任时使用中国特色的国情，这是既得利益者的利剑和盾牌。
中国一出现通货膨胀，就把问题追到猪肉身上，说猪肉价格涨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废话！现什么不到历史最高水平了？为什么一说物价上涨就追到猪肉？不追到汽油上？你说猪肉影响大还是汽油影响大？当然汽油影响大。追到猪肉，因为猪肉背后那些人好欺负，而汽油背后人不仅不好欺负，他还要欺负你。
一些看似约束力很小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其实是建立在一些更基础的制度之上的，这些更基础的制度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秩序更深厚的基石。
软环境主要是指政府的服务。如提高办事效率、减免收费等。
实际上，软环境涉及比政府服务内容更多的内容。对经济社会生活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概括起来，大体有管理粗，办事难；重人情，轻原则，轻法律；治安差等。就以人情来说，托关系，走后门，在东北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办事方式。
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吓唬自己，因为这会变成一种效应，一种社会心理学称之为“自证预言”的效应。所谓“自证预言”，是指本来是错误的预言，但因为这个预言影响了后来的过程，结果本来是错误的预言最后得到了证实。稳定的问题也是如此。本来社会中有些问题和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由于把这些事情看得过分严重，该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不敢采取，使得能够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结果倒真的变得严重起来。
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话，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它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事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
周天勇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在自主的灵活性和僵硬的统一性之间，人们为了确保最低限度的公平，宁可选择带有弊端的、僵硬的统一性。其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难获得为更有效率的目标而需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样实际上大大缩小了我们的选择空间，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能选择最优，而且也不能选择次优，能选择的只是次劣。
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公共生活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需要由一系列的机制来保护的。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底线，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
出自： 孙立平 《重建社会》
早期华人移民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过程，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我国早就有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在早期，这些华人移民的文化素质大都不高，到了国外其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上，许多人都是靠开饭馆、做厨师、党裁缝、开洗衣店谋生，其社会地位也很低下。但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开始接受当地较好的教育，这样就为其逐步融入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
出自： 孙立平 《重建社会》
我们强调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并不是说要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而是说我们要准确判断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不能将危机的存在作为抱残守缺的理由。相反，一定要看到，各种因素现在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宽松的环境是制度建设非常有利的时期，如果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会贻误历史的机遇。
出自： 孙立平 《重建社会》
理性的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是社会中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的语言和话语。二是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机制。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畸形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表明的是失衡社会中资源向这些城市进一步积聚的过程。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中，会有一个正常的房地产业吗？可以说，房地产的问题，并不仅仅在房地产业本身，更在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状况。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福利减得很快，特权却久削不动。比如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久削不去。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扩大内需政策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因此不仅需要经济政策，也需要考虑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政策。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人们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
出自： 孙立平 《重建社会》
旧体制和新体制，当然可以说有优劣之分，但无论新旧体制，更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不仅妨碍了共识的形成，使得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两个极端，同时也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了，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对改革的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讨论。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
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机制问题。
出自： 孙立平 《守卫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