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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经典语录的句子

真正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将领如猪，是谁任命的？难道是敌国介绍？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而不是作战。马屁拍得不舒服，可以责备他；作战不能取胜，怎么可以责备他？真正应受责备的，应是英明领袖自己。
出自： 《柏杨曰》
我们同意范睢是一位危险人物的看法，问题是，在专制政体下参与政治斗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范睢必须夺取魏冉的高位，才能实施他的外交政策。犹如司马光必须夺取王安石的高位，才能废除新法一样。 魏冉对秦王国（首都咸阳）开疆拓土，诚然有很大贡献，然而，再大的贡献都不能允许他「专权横行，骄傲贪暴」。司马光却认为只要看他拥立国王和烜赫功业的份上，他的官位就应该是铁铸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我们认为，一位女大亨加上四位男大亨，当权四十二年之久，也应该欠起屁股了。司马光所以有如此想法，只因为「专权横行，骄傲贪暴」的直接受害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平民，而当权派竟被一个小人物赶下台，打破「贵者恒贵，贱者恒贱」铁律，司马光就忍不住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出自： 《柏杨曰》
法国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蒙古铁木真复活，他岂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
出自： 《柏杨曰》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 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 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出自： 《柏杨曰》
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 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彷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絏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三十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 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覆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出自： 《柏杨曰》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跟崇古畏战的儒家系统当权两种条件之下，疆域不丧失已算幸运的了，根本不可能扩张。 而中国疆域在纪元前一世纪竟然扩张到两倍以上，使中国原始的国土广达五百万方公里，原因在于那时中国有一位雄才大略、意志坚决的领袖刘彻，完成一项千古英雄功业。罗马帝国的扩张，历时数百年，正是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本土部份，却几乎由刘彻一手完成。他所扩张的疆域，以后很少变动（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中国领土才再作两倍以上的扩张，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的疆域）。在这方面，刘彻不只是一个普通帝王，还是一个英雄人物。
出自： 《柏杨曰》
吴起何负于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被疑逃亡。何负于魏国（首府安邑「山西省夏县」）？又被疑逃亡。何负于楚王国（首都郢城）？更遭杀身之祸。吴起的遭遇，正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却既有能力，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杀妻求将，从稍后再没有人抓这个小辫子，可证明只不过是政客们所使用的一种斗臭手段。鲁国在他手中不再受侵略，魏国在他手中强大，衰老的楚王国在他手中得到重生。忠心耿耿，才干之高，历史上很难找到匹敌，竟不容于当世，不禁为吴起悲，也为那些国家悲。伏到国王尸体之旁，能在死后复仇，这种智谋，也无人可及。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对他始终重用，历史可能重写。
出自： 《柏杨曰》
这种精神在中华人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分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华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后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父。于是「尊师」跟「重道」同等，「师」与「父」 合一，有创见或企图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受到唾弃和诛杀。
出自： 《柏杨曰》
因为自己懦怯，所以也绝不希望别人勇敢，因为别人勇敢，恰恰反衬自己胆小如鼠。
出自： 《柏杨曰》
白起最大的罪恶，是长平（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杀降。然而，对秦王国（首都咸阳）而言，他功勋盖世。他之拒绝担任大军统帅，可能是在斗气，也可能确实预见到必不能胜。秦王国对败军之将，处分严厉，他不敢冒这个险。但更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患病。问题是，专制体制之下，不允许任何人有个性。白起胆敢拒绝君王恩赐的高官，已犯了大忌（轻视官爵就是轻视君王，君王全凭这个法宝维持他的权威），而在被贬逐之后，竟然仍不满意，还发牢骚，这种行为，谓之「怨望」。因此，官场中的狡狯之辈，一旦受到迫害或委屈，不但不敢表示不满、口吐真言，反而诚惶诚恐，自认「臣罪当诛」和「天王圣明」。希望首领肯定他的忠贞不二。重罪或可免死，轻罪或可重新出头。
出自： 《柏杨曰》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要每个人都当「人中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梁的一方，必须不仗势欺人，才能互相尊重。
出自： 《柏杨曰》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
出自： 《柏杨曰》
董仲舒这项「对策」，经刘彻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产生，曾发出万丈光芒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沉没。 代之而起的，是漫长单调的儒家思想的黑暗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跟古希腊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此之后，中国人开始被儒家学派控制，随着岁月的增加，控制也越严密，终于完全丧失想像的空间，奄奄一息。
出自： 《柏杨曰》
一个壮汉受到刺激，提刀就上，是武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刺激，提笔就写，是文痞。成功不过出了口气，失败顶多赔上性命或尊严，血流三尺，影响还小。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自我克制，怒火不但可能焚身，也可能焚国。
出自： 《柏杨曰》
弱小国家，有弱小国家的立国之道，千千万万，不可横挑强邻。违犯这个原则，一定挫败，甚至覆亡。
出自： 《柏杨曰》
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津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出自： 《柏杨曰》
历史上最善于歌功颂德、自毁尊严的知识份子群，莫过于儒家系统。也只有儒家系统，才能使君王们舒服舒服、蹲在高位上过瘾。所以，「大儒」也好、「小儒」也好、「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好，君王可以豢养他，可以尊敬他，但没有一个君王敢放心把政权交给他。只因为他们是刘病已所指出的：「不切实际。」 司马光于十一世纪八〇年代当过两年宰相，就因为当上宰相后，努力扼杀改革的成果，引起民怨沸腾。对刘病已的告诫：「儒家人才不可以任用」，又多一个有力的挺身证明。
出自： 《柏杨曰》
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
出自： 《柏杨曰》
不过，刘邦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所有关键性的大决策，都是别人的主意，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老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作正确判断，能承认错误，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用度外之人；胸襟坦荡，不拘小节，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即令生在民主时代，他也会同样崛起。
出自： 柏杨 《柏杨曰》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 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出自： 《柏杨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