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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经典语录的句子

让你有小成就的是朋友，而使你有大成就的是敌人！
出自： 易中天
现在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领袖们当时都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联邦宪法》就是“有话好好说”商量出来的结果。能够商量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指望完美。这些简单、朴素、实在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法规定（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法规定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然后依照宪法建立国家体制），至少也是制宪法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当然，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结果，却只是从原来附属于其中的那个国家里独立出来，并等于建立了新的国家。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这就很清楚了：《邦联条例》是各邦授权，《联邦宪法》确实人民授权。或者说，制定《邦联条例》的13个邦，制定《联邦宪法》的是“美利坚人民”。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邦联和《邦联条例》的基础，用人民（people）这个既现实又抽象的政治群体作为新国家的奠基人和新政府的授权人，并以他们的名义实现了国家性质的转换。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很有些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她也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全国一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国家。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更不是。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甚至不是“1个”国家，而是13个“半国家”的联合体，即“邦联”。她是由这些各自独立的“半国家”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这个联合体虽然后来由邦联变成了联邦，但“联合”的概念没有变，联合的方式（通过契约）也没有变。只不过那“契约”由《邦联条例》变成了《联邦宪法》而已。而且，正因为她是一个联合体，所以美国人从不称其为“美国”，要建成，也称作“合众国”或“联邦”（US），比如联邦政府、联邦法院、联邦调查局。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所谓合众国，可以是邦联，也可以是联邦。邦联和联邦是不同的。邦联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联合体。邦联成员国保留主权，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则是由若干个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邦或州）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他的特点是，全国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各行政区域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前一条，把邦联和联邦区别开来。后一条，把联邦和单一制民族国家（nationg）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一制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没有区域宪法和依据区域宪法设立的政府。邦联则没有统一宪法和最高政府，唯独联邦都有。另外，邦联的成员（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各行政区域（省市县）完全没有主权，而联邦制度中的邦或者州则既有主权，又部分交出主权。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和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事实上，要想既树立国权，又保留邦权，就只能实行联邦制。因为只有联邦才既有全国宪法和全国政府，又有各邦宪法和各邦政府。不过，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却又是由另一个难题引起的。这就是，蛋糕应该怎么分？
出自： 易中天 《艰难的一跃》
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显然，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因此，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如果这种权力关系比较隐秘，则表现为非典型腐败。同样，只要这种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腐败就必然发生；而当这种可赎买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权力的赎买，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际交往也有了权力赎买的性质，权力的赎买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时，非典型腐败就会成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几乎从头到尾都贯穿了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但在其创立之初，则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资中筠先生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之好，在于简单，只有郡、县两级。加上中央，也不过三级。层次少，效率就高，腐败的可能性也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再说层次少，也亲切。县以上就是郡，郡以上就是中央，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大家都不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谋，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闲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的。谁知道吴王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 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 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出自： 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
曹操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这扬人责己的作风，对于失败，会检讨自己的错误，这是曹操作为领袖有担当，大气的地方。
出自： 易中天 《品三国》
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
出自： 易中天 《品三国》
曹操心里非常清楚一点，就是道德的底线必须坚守，如果你不坚守道德的底线，结果是满朝都是小人，这是曹操要表扬和肯定陈群的原因，就是陈群你坚守道德的底线，你批评作风不正派、行为不检点的人这是对的！但是曹操还明白另一个道理，就是i不能纠缠鸡毛蒜皮，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任何人都是有缺点、有错误、有毛病，所以这个事情也不能做。所以曹操的这个做法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搞平衡，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也不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所谓中庸之道，而应该说是得中庸之精髓。中庸精髓讲什么？讲”又经有权“就是有些东西是常规的，有些东西是权宜的，不能认准一个死理。
出自： 易中天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