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诗歌在形式上、内容上如何与社会格格不入，它在本质上总是与社会的语言相关，即在政治、宗教和文化层面上与社会的历史相关。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作为消费品（Consommation）而写，要么是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被遗弃，沦为边缘。然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不仅要撼动社会的制度，更要撼动这一制度的根基。因为仅仅改变制度并不能改变任何本质，这已被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实践所证实。因此，诗人应该超越
- 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
- 当我发现自己必须遏制本应该写出的想法时，我便身处流亡地，或者至少是处在*似流亡的状态。
当我被分解和割裂——我栖身于出生地，大脑却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文化中汲取营养时，我便处于流亡状态。流亡于地理无关，它是一种经验，不仅局限于从出生地移居到另一个国家。
当我在自己的语言之中，又说着另一种语言，我便处于一种流亡状态：被语言流放或在语言中流放。在母语内部的流放，是从子宫走向世界。我母亲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仿佛是把我从她的脏腑中流放。即使在语言中我也没有避难地，我在其中迷失彷徨，流离失所。仿佛我自己也将自己流放。我的流放地在不断变动，我不停地流放自己，以便知道怎样把握自身，抵达自身。幸运的是，我不会抵达，因为抵达只是一种物质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