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里士多德在其《后分析篇》i．2中，一定程度地论述了充足根据律，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我们完全理解了一个事物，只有在我们认为知道了该事物赖以生存的原因的时候，而且，只有这一原因才使该事物存在，否则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其《形而上学》中，他已经把原因或者说把原则划分为不同的类，他认为有8类。但是，这种划分既不深刻又不准确。不过，下面的话很有道理：“一切原则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是事物或由其存在，或由其生成，或由其被认识的初始之物。”在接下来的一章里，他把原因区分为几类，显得肤浅混乱。
- 在寻找一个根据作为一个结论的依据和追问一个真实事件产生的原因之间，古人尚不能正确地加以区分。至于后来的经院哲学家们，因果律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公理，苏阿茨就说：“我们并不研究原因是否存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实自在自为的。”①同时，他们忠实地坚持前面引述过的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但是，至少就我所知，他们同样没能对我们这里所谈的这种区分的必然性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 显而易见，本书是在经历过很长的时间间隔后修订的，因此，它达不到那些一气呵成的作品所具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它在风格和表达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任何老练的读者都拿得准到底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在讲话。因为两者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一方面是青年人温和而又谦逊的谈话方式，他信心十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仍显幼稚，却十分严肃地相信，他们的所有追求都是为了哲学、真理，而且唯真理为贵。因此，无论是谁，只要促进了真理，都会赢得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老年人固执而又生硬的谈话方式，说话的口气总带有点严厉，他最后必然已经发现了那伙唯利是图、随波逐流的高贵者们的真正本性和实际目的，然而却又不得不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