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对罪行依法处置，鼓励正当举报。而对非罪的言论行为则依法保护。
-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真正的刑事犯罪，对正当举报有种种法律规定，以避免诬陷。也尽可能对人之常情予以照顾。例如，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有权不出庭提供对自己亲人不利的证词。可是，哪怕是亲人，你也不能帮助罪犯藏匿罪证、不能协助逃亡，否则就是共谋罪。比如，在美国也有亲属举报犯罪的，最出名的是一个校园炸弹手，专给人寄炸弹邮包，寄了好多个了，高额悬赏好多年也没有破案，最终是他弟弟从他的“宣言”里识破真相，告诉自己的母亲。两人商量下来，决定阻止亲人的犯罪行为，举报并谢绝了奖金。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体谅这对母子的内心煎熬，对他们还是很敬重。至于对犯罪集团布下“线民”，更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严重的刑事罪行。
- 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一个“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因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大理石叶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回事什么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在宏观的大理石之下是不被关心的。可由于不关心，社会民间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训，而历史也因此缺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不能给我们替工它的复杂性、提供让我们谨慎行事的依据。
- 罗家伦层总结衰落原因，认为：一是“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二是“第一次学生运动”懂事用功学生负责，“但是到后来久动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三是，”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了出风头“，而他们的”名声较大，大家知道得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式，结果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四是后来的各种政治成分加入，“往往起于内部的破裂”。也许还应该说，运动时短暂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自然会衰落。可惜热血沸腾之中，很少有人肯在合适时机见好就收。